鄭 路
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，要注重在科學化、精細化、智能化上下功夫。既要善于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智能化，又要通過繡花般的細心、耐心、巧心提高精細化水平，繡出城市的品質品牌。”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《建議》提出：“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”“推進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現代化”。推動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細化，注重創新城市治理的理念、模式、手段，是深入踐行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舉措，是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的必然要求，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、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面。

城市治理智慧化，就是以大數據、云計算、物聯網等技術手段提升城市運行效率、公共服務質量和風險應對能力等，通過全域感知、智能研判和精準執行，讓城市具備動態響應與自我優化的能力。城市治理精細化，則是兼顧科學管理與人本關懷，通過將治理對象、流程、責任落到最小單元，使治理更具溫度、更加精細、更體現公平性，持續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城市治理智慧化和精細化兩者協同，有助于形成科學化、規范化、人性化的治理模式，推動城市治理更高效、更有序、更有溫度。

智慧化和精細化協同，符合我國城市治理演進的內在邏輯。其一，城市治理的復雜性決定了必須以智慧化支撐精細化。現代城市是高度耦合的系統，涵蓋經濟運行、社會秩序、公共安全、生態環境等多維領域，依靠傳統治理模式難以應對高頻、突發、跨界等復雜治理難題。智慧化治理提供了多源數據、算法分析和動態反饋機制，能夠實現系統感知、精準研判和快速響應，為精細化治理提供技術支撐。其二，人民城市理念要求必須以精細化支撐智慧化。城市治理不僅要有技術高度，更要有溫度。技術進步的落腳點，在于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安全、便利、幸福的需求。精細化治理讓技術更好服務民生，使智慧化治理更有溫度。其三，為提升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，智慧化與精細化必須協同配合。在城市治理中，智慧化只有納入精細化管理框架，才能防止算法濫用和數據歧視；精細化只有依靠智慧化，才能實現科學決策與精準服務。二者協同配合，才能構建技術與制度互促、效率與公正兼具的現代治理秩序。因此，推動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細化，需要堅持系統思維、強化民生導向、促進社會協同，以數字技術賦能智慧城市建設，探索基層治理精細化新路徑，推動城市治理增效。

以數字化轉型提升系統治理能力。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《建議》提出：“堅持系統治理”“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”。當前，系統治理已進入以數據驅動、平臺支撐、機制協同等為特征的新階段。要實現智慧化精細化治理，必須依靠數字化手段打破部門壁壘和信息孤島，構建城市智慧高效治理體系。要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，打造集約統一、數據融合、高效協同的城市數字底座，完善城市信息模型（CIM）平臺，推進設施聯通、數據融通、平臺互通、業務貫通，深化“一網統管”建設，增加“一網通辦”特色事項。建立健全基層報表“一數一源”“統采共用”機制，有序推進基層信息填報渠道整合，探索拓展信息社會化、自動化采集等新模式。比如，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依托“城市大腦”，整合超過45億條數據和244個圖層，實現人、物、地、事、組織的動態關聯；通過“城市大腦+12345熱線”體系，迅速響應群眾訴求；打造“生態網格”APP，減少基層30%的重復填報，讓數據多跑路、群眾少跑腿。

更加注重以人為本，強化民生導向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：“做好城市工作，要順應城市工作新形勢、改革發展新要求、人民群眾新期待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，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。”城市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推動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細化，最終是為了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。要轉變城市發展理念，更加注重以人為本，助力民生服務精準普惠，使城市現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廣大人民群眾。推動數據賦能網格管理、社區治理、志愿服務和化解矛盾糾紛，提升社情民意實時感知與精準服務水平。利用數據分析精準識別群眾的公共服務需求，持續推動營造高品質城市生活空間。比如，上海市打造人民建議征集平臺，讓群眾需求成為城市規劃的“源頭數據”，收集群眾關于城市建設、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建議，把更多群眾“金點子”轉化為利民惠民“金果子”。

以協同共治實現社會善治。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《建議》提出：“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”“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，引導各方有序參與社會治理”。推動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細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，單靠某一方面力量很難實現，需要多方主體參與。必須在黨的領導下，堅持共建共治共享，建設人人有責、人人盡責、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，有效發揮不同主體的力量和優勢。堅持活力與秩序有機統一，以科學的管理方法、健全的保障機制、公平的參與制度，充分調動多方主體參與城市治理的積極性、主動性和創造性。比如，北京市海淀區通過建立“大家商量著辦”議事協商機制，把群眾意見嵌入決策過程，凝聚政府、市場、社會、群眾等治理主體合力，引導越來越廣泛的治理主體參與基層事務，形成黨組織領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治理格局，提升治理效能。

（作者單位：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。來源：《人民日報》）